天安門廣場，1976年4月5日
中國的清明節(每年的掃墓日)是每年祭奠亡靈的日子。離1976年4月5日清明節還有好幾週的時候，“四人幫”就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時機上街遊行悼念周恩來。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僅幹部和學生，很多一般群眾也對1月份沒有為周恩來舉辦適當的悼念活動感到氣憤，他們的確打算在清明節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鄧小平及其“後台”，稱還有另一個“走資派”。人人都明白這是指周恩來。在這件事上，“四人幫”理解民情的能力極差，因為這篇試圖抹黑周恩來的文章引起了反彈。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憤怒了，把他們過去在批判江青的對手時學到的本領反過來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圍了報社，要求做出解釋。
在距上海3小時火車車程的南京大學，很快就出現了抨擊《文匯報》文章的大字報，示威也從大學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們抬著花圈從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進發，將花圈擺放在陵園內；這裡是為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10萬共產黨人而建立的墓地。後來“四人幫”讓自己的人取走花圈，並阻止了進一步的示威。他們不讓官方媒體報導南京示威的消息，卻無法阻擋消息從非官方的渠道傳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發示威活動的次日，鄧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批判為名聲掃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並被譴責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最終復辟資本主義。實際上鄧小平還受到警告說，4月5日如果發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對其負責。
僅僅4天之後，3月30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張貼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歌頌周恩來、抨擊“四人幫”的演說開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報表示支持鄧小平，還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為漢語中的“小瓶”與“小平”諧音。
北京的中共領導層試圖阻止民情的進一步宣洩，宣佈各單位可以在自己單位內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要維護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他們派出巡邏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動。北京市的官員估計，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約有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200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達敬意，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
為避免讓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擊自己，鄧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詩文、大字報、小白花、花圈越來越多。人們聚集在演講者周圍，聽他們冒著被捕的危險表達對周恩來的愛戴；演講者們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反對陰謀篡權的“四人幫”。廣場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乾部、學生、工人和農民。幾個最大膽的演講者遭到逮捕。親自觀察過現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
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這種政治示威與我在中國見過的任何事情大相徑庭。……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於信念……表達著多年來暗流湧動的思想感情。這是……對周恩來去世後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是對那些肯定會懲罰示威者的人的蔑視。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廣場的事態。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員葉帥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鄧小平也沒有到會。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且有毛遠新到場。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它全面負責北京的治安)主任吳德在會上說，廣場上的2073個花圈分別來自1400多個單位。一個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寬。吳德還報告說，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劃這些活動，而且受到鄧小平的影響。江青想要讓示威停下來，她宣布，清明節已經結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廣場，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華國鋒指示吳德想辦法落實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200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10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衝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
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10萬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3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麼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
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於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
4月5日下午6點30分，吳德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根據政治局批准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8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繫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10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後，夜裡11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1000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38人(按後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260餘人，先後共拘押388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跡，但沒有關於死亡的報導。
幾小時以後，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布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開宣布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
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當毛遠新再次向毛澤東報告最新事態時，毛給了他一份書面批示，對如何進行稍後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開會時，毛遠新出示了毛澤東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簡言之，運動變成了反革命運動，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更加嚴重，成了黨與企圖推翻黨的敵人之間的矛盾。毛遠新還向政治局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建議：第一，代總理華國鋒擔任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當時仍未被正式撤銷黨政軍職務的鄧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職務。然而，即便在這時，毛澤東對待鄧小平仍是有節制的，還指示說，對鄧小平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的指示傳達後，政治局會議上一片沉寂，隨後便批准了毛的建議。只要毛澤東一張口，結果從來不會有意外。
毛澤東把鄧小平徹底趕下了台。但是當汪東興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一個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幫”保密。
毛澤東把權力全部交給華國鋒，免去了鄧小平的一切正式職務，這就為華國鋒領導國家掃清了道路。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擔任代總理的幾個月裡沒有犯過大錯，況且他也沒有更好的人選能既忠實於他的威望，又能與激進派和老幹部搞好關係。華國鋒在鎮壓“四五”示威時也行動有力。
一些了解內情的北京幹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澤東一直保留著讓鄧小平和華國鋒共同承擔領導責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眾表現出的對鄧小平的擁護程度，使這件事變得根本不可能了：華國鋒將被鄧小平壓倒。毛澤東允許鄧小平保留黨籍，給他留下了重新報效國家的可能，只是現在還為時尚早。這一天晚8點，發布了華國鋒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總理的公告。
全國各大城市黨的上層負責人紛紛召開表態大會，向華國鋒表示效忠。各個單位和大學也召開了同樣的表態大會。例如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就接到通知收聽4月7日晚8點的重要廣播；到了指定時間，校內的廣播喇叭宣讀了慶賀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總理華國鋒的公告，然後宣布召開由各系代表參加的全校大會。代表們在會上聲討鄧小平，支持華國鋒。不過，有些人注意到，發言者一本正經地念稿子，卻幾乎沒有表現出4月5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那樣的熱情。
雖然華國鋒很少能見到毛澤東，但是在4月30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Muldoon)訪華期間他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拿出一張紙，在上面潦草地塗了幾句話交給華國鋒：“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當時沒有把毛澤東這條最後的指示公之於眾，但紙條的真實性和毛澤東的意圖無人質疑。毛選定了華國鋒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斷是，華國鋒會一直忠實於他和他的路線。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團結激進派和老幹部的想法卻未能如願。毛去世之後沒過幾天，華國鋒就斷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共事。毛澤東還希望華國鋒在葉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的支持下，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領導班子，這個願望也未能變成現實。
1976年4月8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次日，鄧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仍會遵守黨紀。他寫道：“(我)完全擁護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決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開除出黨，又說，“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鄧小平不被准許參加黨內討論或公開會議，也不能參加紅軍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澤東(9月9日去世)的追悼會。在毛澤東逝世當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試圖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不僅遭到葉帥的反對，也被恪守毛澤東命令的華國鋒拒絕。
被批判和孤立的壓力即使對鄧小平這麼剛強的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負，何況很多人沒他那麼經折騰。4月5日之後，批判周榮鑫的會議愈演愈烈，連負責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吳德也承認，是“四人幫”和遲群“把他鬥死了”。
毛澤東不僅保護鄧小平，允許他留在黨內，還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關照。例如，鄧小平在6月10日讓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華國鋒和毛澤東，他說自己的妻子為了治療眼疾住進醫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醫院看護她。毛澤東批准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從東交民巷的臨時住處搬回寬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彌留之際，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鄧小平。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9天以後，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唐山發生大地震，官方統計有24.2萬人死亡。北京也有強烈震感，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結構受損。如同帝制時代一樣，有人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不滿的徵兆。鄧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院子裡搭了一個帳篷，一直住到他們不再擔心房子倒塌。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之後，從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復工作，他在寬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樣，又變成了以家人為中心，並只能從報紙和電台上了解新聞。
華國鋒被選為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過了“四人幫”。華國鋒想跟“四人幫”搞好關係，可是他們卻要唱自己的戲。大體而言，他們是激進的宣傳家，華國鋒則是解決問題的實干家。此外，華國鋒的晉升也使“四人幫”有理由把他視為勁敵。
華國鋒從一個謙遜的中層幹部到突然身負大任，在把握緊張的政治氣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幹部支持他，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他們找不到另外一個能維護國家團結的人，還因為華走的是溫和路線，更因為華主動和他們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仍有精力操縱上層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們都覺得他最多活不過一年。他已經看到耗子們正在棄沉船而去。2月23日他會見尼克松總統時，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廠兩校”，他說，“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
高層幹部因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們也在考慮還要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他。他已經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變為實權，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樣動員全國了。
毛澤東選定了華國鋒，並在4月7日進一步明確地把統治權交給他，但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兩人之間都很少直接來往。在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積極部署批鄧運動，挑選未來的領導核心。而4月7日之後，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髒病發作之後，他就既無心也無力積極指導華國鋒了。與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鄧小平和其他老幹部。她盡力鞏固自己的關係網，重點首先放在黨和軍隊的宣傳部門上，並且恫嚇那些畏懼在毛死後由她掌權、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在部署批鄧和提拔華國鋒上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後，隨著毛澤東不再積極問政，毛遠新的角色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儘管華國鋒在4月7日擔任了更高的職務，但並沒有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這使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行使權力。華國鋒指導行動的治國方針並沒有遠離鄧小平的做法，即以務實的方式推動四個現代化。上面的決策仍然懸而未決，下面的官僚系統則每天繼續運行著，同時不安地等待著毛澤東之後新的權力格局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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